|
如果說一線城市是中產焦慮的放大，廣袤農村上演的是更沉重的現實。這些老人一輩子務農或是打零工，沒有醫保和退休金，使得他們的老年生活因為經濟因素陷入另一重困境。 圖片 客廳、書房和獨立浴室，每間房都潔凈無比，配有電視、洗衣機、空調、熱水器；窗外是園丁精心打理好的灌木，24小時在線的健康管會在按鈴后的幾分鐘內上門；10分鐘車程之內有幾所知名三甲醫院分院。 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全國人口共14.1億人，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有1.9億，占13.5%，相比1991年增加了1.22億人。 在高齡少子化的快速演進中，醫療護理等社會支出日益沉重。當家庭規模日益縮減，“養兒防老”成為過去式，“誰來照料”的問題避無可避。 多年來，中國試圖建立起一套自上而下的養老服務體系。 早在16年前，老齡化程度最高的上海就率先提出了“9073”養老模式。4年后，北京提出“9064”。這兩個數字，成為日后養老服務體系設計的風向標。 按照這一規劃，90%老人將在家中養老；7%老人依托社區養老，3%或4%老人會在機構養老。 2013年，國務院發布《關于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若干意見》，確立了以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托，機構為支撐的養老服務體系框架。近兩年的政府文件中，關鍵詞已經悄然轉變為“機構為補充”，更多的空間留給了居家。 從市場反應來看，重資產、集中度高、最為剛需的養老機構最先獲得大型房地產和保險公司的青睞。 但理應占據養老服務市場90%份額的居家養老，卻遲遲無法發展起來。 根據《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狀況調查報告》，我國僅有5.4%的失能老人可以在家中獲得來自醫療護理機構、養老機構、家政服務機構以及其他個人提供的照料。 有學者做過測算，中國長護理費用2030年將突破10000億元，如果沒有長期護理險分擔風險，這一大筆費用將壓垮無數個家庭。 隨著需求端的老年人口猛增，供給端的服務人員數量卻出現斷崖。作為養老護理團隊核心的50-60歲農民工女性，早在2016年就開始出現負增長，不少人辭職回家幫忙帶孫輩，有經驗的人也更愿意轉做月嫂、保姆。幫忙回家帶孩子。年輕一代的護理專業畢業生，顯然不愿意進入這一行業。 吸引老人購買養老服務的是服務質量。如果養老護理員不夠，不僅機構服務質量堪憂，不斷上漲的人員成本，也讓從業者面對分散的居家市場望而卻步。 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面臨如此龐大的人口老齡化，此前我們沒有過任何經驗，相應的醫療養老資源和社會保障制度，顯然還沒有為此做好準備。中國式養老，路在何方？ -01- 居家養老，為什么發展不起來？ 五樓的舊房子內，70多歲的瘸腿老人張愛華，已經一周沒有吃過東西，她無法下樓，實在饑餓難忍，就用開水泡茶葉，一把一把地嚼。兩個兒子在不同城市打工，母親餓了，同在昆明的小兒子就點外賣一次性送來三四天的量，母親生了褥瘡，小兒子通過外賣送來消炎藥膏。 一千多公里外的廣州，住在遠方的子女聯系不上老人，想通過外賣小哥看看家中獨居老人，卻發現老人倒在浴室，已經離世。 即便生活在城市，老人既沒有家人陪伴照料，也沒有錢尋求專業養老服務的幫助，只能被困在家中，甚至無法稱之為生活。 子女奔波在外，根本無暇顧及家中的空巢老人。生活在城市，至少有專業機構提供養老設施和護理服務，只是在支付價格面前，有潛在需求的老人們被擋在門外。在家養老，被迫成為多數工薪階層家庭更為實際的選擇。 全國老齡辦公布的4200萬失能半失能老人，一線城市的老人失能率僅在2-3%左右，而按全國總體數據來看則是14-15%，城鄉間的巨大差距，意味著按高低線劃分城市后，“9073/9064”會變成完全不一樣的形態。 如果說一線城市是中產焦慮的放大，廣袤農村上演的是更沉重的現實。這些老人一輩子務農或是打零工，沒有醫保和退休金，使得他們的老年生活因為經濟因素陷入另一重困境。他們沒有錢，也不會像城市老人家里那樣討論“什么時候上養老院”，對于老年生活的最高要求不過“冬天凍不著，夏天熱不著，能吃上熱乎飯”。 無論是養老服務體系強調“以居家為基礎”，還是現實中老人們的居家困境，都映射出居家養老的必要性，但恰恰是居家養老沒有做起來。 居家養老概念的提出是在2008年。國家層面很早就認識到傳統家庭養老功能日益弱化，視之為一項日趨尖銳的養老服務難題。此后數年，上到全國養老服務體系規劃，下到各地出臺的居家養老服務條例，居家養老作為關鍵字眼從未缺席，但始終是“政策不落地、企業不愿進”。 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喬曉春指出，養老服務體系不是憑空構建一個漂亮的“大廈”，而是要真正解決老年人的養老問題，即讓養老服務體系能夠落地。 養老院，往往是人們聽到“養老行業”時首先印入腦海的詞匯。作為養老事業的機構，最早承接了政府的保障兜底職能，屬于“雪中送炭”，近年來房地產、保險公司打造的高端活力社區是“錦上添花”。 當初看到美好圖景瘋狂涌入的從業者逐漸意識到，養老是一個投資回報周期極長、賺不到大錢的行業，熱潮過后，人們轉而關注輕資產、周期短、人群基數大，又受政策鼓勵的居家養老，希望以此試水。 在整個自上而下的養老服務體系中，分散的居家服務需要找到社區作為支點，以此輻射周邊老人。 北京自2016年后推動“三邊四級”養老服務體系，四級之中，第三級是街道層面的“居家養老服務中心”，指導居家養老服務，最后一級是社區層面的“居家養老服務站”，直接向老年人提供面對面服務。 喬曉春團隊在北京市養老服務體系調查中發現，很多人都愿意承包或者管理提供機構服務的照料中心，但是不愿意管理直接提供居家服務的驛站，最后只能允許驛站同時發展兩者才能發揮指導居家的作用。 對于家庭而言，如果老人完全失能，機構是最能解決剛需、也是社會成本最低的方式。如果只需要部分協助，理論上一周數次上門的服務成本更低，但節儉慣了的老人沒有掏錢購買服務的概念，也不習慣接受上門照護。 “如果是老百姓自己出錢就很難，因為老年人不愿意出錢。但如果政府愿意投入，市場一定會介入。”喬曉春分析，老年人支付能力決定了“上天花板”，居家養老成本決定了“下天花板”，當中的空間差距需要政府來補，“政府如果不出手，這事永遠做不成。” -02- 只能靠長護險支撐上億老人的養老需求嗎？ 養老行業的熱是毋庸置疑的。曾經有養豬場主找業內人士咨詢，“我有一個養豬場，能做養老院嗎？” 跨界養老背后，是人們看到了“2018年底中國60周歲以上的老年人超過2.49億”這些數字，看到了數字背后的市場規模和增長空間，看到了政府出臺的用地優惠、財政貼息、稅費減免等利好政策。 對于任何一種養老模式來說，成熟穩定的支付方是前提，甚至是企業成長的催化劑。如早期布局上海靜安的福壽康，就是步步緊跟上海長護險政策發展，成為國內最大的居家照護公司，營業額逾6億元，實現盈利4年，凈利潤7%。 10年前剛剛成立福壽康時，創始人張軍在營業范圍里甚至無法注冊為養老護理，只好掛著家庭服務的牌子“打擦邊球”，醫療人員只能掛靠在其他醫療機構。創業起步時，福壽康瞄準了術后老人的照護和康復需求，尤其在遠離醫療資源的郊區，絕對的剛需會讓家庭愿意為之自掏腰包。 在上海“高齡老人醫療護理保障計劃”和“長護險試點”兩次政策紅利下，解決了張軍一直頭疼的兩道難題——醫療資質和醫保支付，穩定的客源隨之帶來穩定的需求。福壽康從靜安復制到全市及江浙，失能半失能家庭獲得支付能力提升是業務加速的核心驅動力。反過來，長護險規范了養老護理團隊的專業性，催化了居家養老行業的發展。 長護險落地的城市必然是最優選擇。除此之外，居家照護企業傾向于從省會城市切入，用同樣的路徑復制滲透市場——到醫院里面去，找到最精準的客戶，挖掘最剛的性需求，找到愿意為之自費的人。 一條典型的中國式居家養老公司的發展路徑或許是這樣：50%以上的業務量來自G端的政府購買長護險或者居家養老服務，余下來自B端的醫院和C端的老人上門服務。 盡管如此，上海有500萬老人，長護險全面試點3年覆蓋50多萬，真正享受到居家照護服務的只有36萬。由于居家領域過于分散，460家居家照護機構的競爭之下，以上海為大本營的福壽康，也僅僅服務4萬多老人。 張軍談到，目前長護險還在試點階段，全國沒有統一評估標準，有的地區只管中重度失能，有的地區按照國際標準評估，將輕度失能老人也納入服務對象。行業擔心，未來放得開的試點城市會不會往回收。 但目前，長護險還只是經濟發達地區才有的“福利”。2016年開始，國家政策層面引導15個城市開展長護險試點，其中能覆蓋到全人群的目前還只有6個城市，上海、青島、南通、蘇州、荊門和石河子。 剩下的城市，主要以覆蓋城鎮職工為主，現階段幾乎無法覆蓋到抗風險能力更差的農民。但恰恰是大部分留守在農村的老人，往往更需要長期護理險。 36氪發布的《這就是新經濟，五萬字拆解中國銀發經濟》顯示，即便在上海，3年來長護險服務對象增加56倍，同期服務供給僅增23倍，近100%的缺口差距還是靠高薪資補貼吸引了原有的家政行業服務者。 政策的收緊讓養老玩家們放慢擴張的腳步，邊做邊觀望。36氪發布的養老產業研究報告認為，由于醫保支付的長護險控費和審核評估層面的收緊，原有15萬的5-6級評估老人會減少，而更多待審的老人會相對更難通過。現有的15萬失能半失能老人，會“不得已”逐漸加速分流至集中式專業照護場景。 除了提供上門服務的護理站，福壽康也在收購養老機構，布局全產業鏈。 有業內人士分析，“機構的好處在于可以自己掌控，如果是把寶全部押到社區，發展居家養老，如果哪一天政府對長護險收緊了，企業會面臨很大風險。” 從全球范圍來看，也只有荷蘭、以色列、德國、日本、韓國五個國家建立了全民長期護理保險制度，總覆蓋不過3億人。日本介護險從2000年開始運行了近20年，受益者從最初的256萬人增長至600余萬人，財政壓力同樣吃緊。 養老從業者們很矛盾。硬幣的正面，是國家2016年開始實施試點的長護險，近年來已經明確作為獨立的社會“第六險”，硬幣的反面，長護險政策的停滯也讓人對其可持續性擔憂。 未來30年，中國的近2億老年人口數量將達到3.8億，即便只服務10%的失能失智老人，長護險費用也會是一筆巨大的支出。更別說在經濟放緩之下，原本就令人頭疼的的籌資問題變得愈發困難重重。 圍墻內外的人們都在觀望。如果只做機構，萬一長護險在自己城市試點落地了呢？樂觀者選擇跟著政策走，率先“跑馬圈地”，為可能的驚喜留出一些成長的余地。 -03- 等待“富人變老”？ 從2000年中國邁入老齡化，到2013年開啟養老產業元年，再到今年“十四五”反復強調養老，中國養老市場布局一直靠政策推動。 盡管樂活、旅游、社交等諸多關鍵詞不絕于耳，讓整個產業變得更“時髦”，但養老的剛需，還是在養老照護領域。 家庭場景下的失能老人數量龐大，中國現有4200萬失能半失能老人，他們背后是數千萬家庭、上億家庭照護者。隨著失能老人基數和年輕一代壓力的增大，在未來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失能半失能老人居家養老仍是主流。 有著逾10年從業經驗的北京中民頤養養老總經理王軍杰認為，“養老先是事業才是產業，首先需要政府將上億老人、千萬失能老人分類，到底這個老人需要什么服務？政府要做的是供需對接，明確老人需要什么，再幫他對接服務。”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未來30年，中國可能由“老齡化社會”過渡到“老齡社會”，一字之差背后，是老年人口急劇增長，新中國以來的三次生育潮中的前兩次會在30年內集中爆發養老需求。 養老行業正處于爆發前期，改革開放后第一代中產階級即將退休，“未富先老”將部分轉變為“富人變老”。50、60后老人們大都有過照顧自己高齡父母的艱辛，也有相當的經濟實力和付費意愿，愿意充值自己的晚年生活。王悅開玩笑說，這一群體是“有錢、有閑、有追求、有消費認知”的“四有”新老人。 同時，他們的80、90后子女又是獨生子女一代，沉重的照料壓力必然求助于社會照料。養老行業正在等待他們慢慢變老，到時老年人口規模將呈指數級增長，有效需求也會大大提升。
有限的社會資源注定難以支撐如此龐大規模的老人，屆時，在家照護將成為最主流的訴求，企業們正在為此準備等待著政府出手解決支付難題，希望在市場上提前布局、搶占先機。 盡管不如醫藥行業那樣風起云涌，相對沉穩的養老行業也在靜觀其變。“一家養老院能連續經營二十年很不容易，但是如果這家養老院還是在用二十年前的模式，那它肯定堅持不到下一個二十年。”王悅說。 隨著1962-1972年嬰兒潮出生的人群漸入老年之列，30年后，中國將迎來至少2.8億規模的老年人口增長。如果不能抓住這個窗口期建立起一套符合中國式養老特點的服務體系，未來社會將面臨十分嚴峻的挑戰。 |
請發表評論